中国外汇丨钟伟:开放社会改变中国和世界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全方位的长足进步,也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分工和产业链。如果用贸易摩擦打断其中的任一环,可能会导致全球治理的碎片化。


2018年3月下旬,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让全球瞩目。人们不安地看到,全球化正遭遇单边主义的挑战,美国股市波动加剧。在这个时点,习近平主席在2018博鳌亚洲论坛(下称博鳌论坛)上发出了中国的声音,让人眼前一亮。尽管习主席在博鳌论坛的主旨演讲并非针对中美贸易冲突,但却为如何持续有效地化解冲突,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果。一是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货物贸易国和外汇储备国。过去4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高达9.5%,进出口额年均增长更高达14.5%。二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广大中国国民和区域经济。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过去的40年,中国有7亿多人告别了贫困,迈入小康生活。这既是中国人自强不息、勤勉劳动和创造的结果,也是开放社会和多边机制带给中国机遇的结果。


对于快速发展带来的中美贸易问题,中国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是中国尚不富足。截至2017年底,中国人均GDP为8800美元,仍未达到全球平均水平,且仅为美国的约1/5。这意味着中国外贸从业人员的就业岗位,只能向东南亚周边经济体分流,不可能回流至薪酬远超中国的美国。二是中国整体贸易顺差并不大。中国尽管有外贸的高速增长,但目前经常项目顺差/GDP的占比仅为1.4%,比许多发达经济体和资源经济体小得多。三是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可能需要彼此相互扩大开放。中国输美的产品以机械、电器设备、手机电脑为主,然后是中国传统的服装、玩具、鞋类等,而前者又大多是外资跨国公司在华加工供应链的一环。而美国对华出口则以农产品、肉类、木材、纸张、皮革等为主,是非常典型的“里昂惕夫之谜”,折射出美国对华出口的主动设限较多。而在规模和中美贸易相仿的中欧贸易中,欧盟的对华出口则更为多样化。与之相应,中欧贸易也相对平衡。四是中国持有约1.17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占其国债余额的约6%,表明中国相当部分的经常项目顺差,通过资本项目又回流美国。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贸易战中从未有过赢家,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恐怕也跳不出这一结果。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到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之中:中国向美输出的信息通信技术(ICT)产品,每1美元中包含的从境外进口的中间部件和产品就约达0.4美元,且自华向美出口的大企业,几乎都是美国在华的跨国公司。目前美国在华企业每年的销售收入可能超过6000亿美元。由此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在改变中国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国际分工和产业链。如果用贸易摩擦打断其中任一环,可能会导致全球治理的碎片化。


敞开胸襟,拥抱世界,为全球化做出中国贡献


开放社会使中国从中受益,也增强了中国维护全球化、共建人类共同体的能力。一是中国始终坚持,时代的主旋律应是和平、创新和发展,而不应是冲突、孤立和逡巡不前。二是中国经济增长也推动了全球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连续多年超过30%,成为稳定世界经济的压舱石。三是在遭遇经济危机时,无论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都以稳定汇率、稳定增长和稳定进口等负责任的举措,助力全球经济走出危机。四是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欠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瓶颈有深刻认识,并据此发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还倡导建立了亚投行和金砖国家银行,形成了对全球治理机制的有益完善和补充。


中国为拥抱世界做出了哪些努力?一是降低关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不断主动降低关税,目前已接近WTO成员国平均约6%的关税税率,且承诺继续降低关税促进进口。博鳌论坛之后,中国已迅速将与治疗癌症相关的进口药物降至零关税,并还将显著降低汽车以及相关部件的进口关税。二是相对充分地履行了加入WTO的承诺。WTO前总干事拉米多次强调,中国比较充分地履行了加入WTO的承诺,从没有欺骗世界。在博鳌论坛上,中国宣布将加入WTO的《政府采购协定》(GPA)。WTO最新发布的2018全球贸易展望中,将2018年的全球贸易增长预期提升至4.4%,并特别对中国坚持多边开放,推动全球贸易回升表示肯定。三是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持续做出努力。根据位于华盛顿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联盟”的研究,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其观察的127个国家中排在第52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并在持续进步中。此外,美国企业在华获批专利数也在迅速增加。实际上,如果从中国致力于推进创新转型的战略层面看,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也符合中国自身的长远利益。四是继续努力改善营商环境。目前在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环境中,中国在国际上约排在90位。中国将加速落实外商“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外商在华投资负面清单制度,以使中国能始终是跨国公司投资和运营的乐土。


时代之问: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亚洲前途在哪里


面对日趋复杂化的世界局势,这两个时代之问,几乎萦绕在每个关注人类命运的人的心中。中国给出的答案是,当今世界,应通过和平合作、开放融通和变革创新来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循着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主旨演讲中就时代之问提出的五个面向未来的思路,也许可以寻找到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路径——实现兼容并蓄、和而不同。一是面向未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如此就不会有太多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而是会考虑国际规制和人类命运。这或可拓展中美在外交、财经、人文等诸多领域对话协商的宽度和深度。二是面向未来,对话协商、共同负责。商务部高强副部长披露,中美贸易摩擦爆发至今,中美之间尚未就此展开有效沟通。从摩擦不断由美方发起和升级看,凸显了对话协商的重要性。三是面向未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从金融学角度看,中美贸易失衡,根源在于美元是主要国际货币,新兴国家越发展,美国就需要向外输出越多的美元;同时美国的高消费和中国的高储蓄,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失衡。对这些错综交织的经济问题,双方只有更多地合作才能共赢,而不是挑起贸易冲突。四是面对未来,兼容并蓄、和而不同。平衡中美贸易的渠道有很多:相互扩大市场准入,中方主动增加进口,美方弱化出口限制,双方就知识产权达成共识,等等。这需要开放的胸襟和智慧。五是面向未来,敬畏自然、珍惜地球。人们不难观察到中国对全球减排的承诺,也不难观察到在为美方所疑虑的《中国制造2025》中,中国对绿色生产、农机装备和新能源的关注。如果美方回避理性协商对话,使得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甚至向金融投资领域蔓延,那么全球经济都会受到牵累。


中国向何处去?对此,习近平主席在博鳌的主旨演讲中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中国从不试图输出模式或者制度,而只是在其他国家有需要时,中国乐意以中国智慧给出中国建议,做出中国贡献;中国从不威胁谁,而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国不会颠覆现有国际体系,而是现有秩序的维护者;中国也不谋求势力圈,而是要做全球开放发展的贡献者。


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


人们也许觉得这种表述顺理成章,其实不然。中国历史上曾有延续40年的洋务运动,试图以自强、求富来拯救国家;然而在甲午海战之后,中国陷入了更深重的苦难。改革开放40年迄今所取得的成果,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发奋图强、勤勉创新所致。在全球化放缓甚至遭遇挫折时,在国际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时,在中国努力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时,要更大幅度地打开开放的大门,并不会那么轻松。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了加大对外开放的设想,强调对外开放宜快不宜慢,宜早不宜迟。这表明,这一设想绝非针对一事一时,其不仅有翔实周密的筹划,而且有明确的时间表。一是大幅开放市场准入,包括金融保险行业。央行易纲行长提出了六点开放措施,并将在近几个月内落实。其中包括: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证券、基金、期货和人身保险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则提高到51%,且在3年后不再设限;允许外资在华经营保险代理和公估业务,并将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的经营范围扩至和中资相同,等等。这些都是宜快不宜慢、宜早不宜迟的市场准入措施,也意味着在年内外资在华金融业务就将发生显著变革。此外,易行长还提出了未来将陆续落地的五点金融开放设想。中国对美的服务贸易是逆差,而金融开放可能使美国在金融服务业的优势进一步得到发挥。二是建立更有利于吸引外资的投资环境,包括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等。如果美方也能同样理性地对待中国海外投资,也许会给中国的高储蓄带来更优化的战略配置空间。三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把相关违法成本提上去,把法律威慑力发挥出来。四是主动扩大进口,包括在上海举办进口交易会,主动降低关税(例如汽车及相关产品),加快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进程等。我们甚至可以期待,中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迟早会将中国推升至全球第一大进口国的位置。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西方人将《中国制造业2025》看作神秘利器。这是一种误解。其实,它和中国各种中长期发展规划一样,是向国际社会公开的中国规划。中国设定了在2025、2035和2050分别达到迈入工业强国、中等工业强国和世界工业强国的三个阶段目标。在未来10年,中国将聚焦于绿色、高端、智能制造等五大工程,力求在节能环保、农机装备、电力装备、轨道交通、数控机床、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新材料、海洋工程等十大领域取得一定的突破。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欧洲一些国家也制定有类似的战略规划。这是中国人对自身创新创造智慧的挑战和自信,但同样需要国际合作。


总之,开放社会给中国带来了全方位的长足进步,中国也珍惜并维护既有的国际秩序。放眼未来,习近平主席承诺,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因此,“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对今天包括中美在内的任何国际交往,以及日益融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来说,仍具有现实意义。


作者丨钟伟
本刊学术委员和副主编、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丨《中国外汇》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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